2月20日《务院办公厅关于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的意见》出台,再度明确基层推行一般诊疗费;鼓励“先看病后付费”制度扩大试点,医保基金话语权或将增强;中央财政划拨资金设立医疗救助基金,完善医疗救助体系。
这或许还不是全部,全“两会”在即,政府换届的预期之下,医疗卫生领域大部制改革的话题再次被引爆。
本报记者获悉,此前流传的“大健康部”诸多版本并非有效停留于设想,在全经济和医疗版图上都举足轻重的上海市,上海市卫生局早已委托智囊机构开展卫生管理体制的相关研究。
作为其中部分成果,上海社科院提出了一个借鉴新加坡医疗管理模式的“中部制”方案,并赶在年前进行了初步评审。计划生育与卫生行政部门合并的传闻,也在该方案中得到印证。
然而对于卫生行政部门觊觎已久的医保管理权限,上海社科院方案并未提及。这一变动涉及与人社部门的权力重构,势难轻易撼动。
“管办分开”是新医改的一项重要内容,上海的申康模式,成都、北京的医改局模式,曾分别被作为体制外和体制内分开的典范。若医疗卫生领域的大部制改革将有所动作,已经分设的机构是否要再合并起来?这也成为一大悬念。
相关资料显示,医疗卫生领域大部制早的版本,可以上溯到新医改启动之初,北大中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的有关建议:整合医疗卫生服务管理、医疗卫生保障、医疗救助、药品生产流通、计划生育等业务,建立统一的医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。
然而仅仅是在医疗卫生管理中,卫生行政部门就因为管办不分而被诟病为“医院总院长”,这一模式如何能被复制到大部制中?本报记者亦全力获悉,有学者回忆,某次会议上,前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刘俊对医改办设在发改委而非卫生部大光其火,一官员不得不答复他:“为什么医改办不设在卫生部?原因很简单,因为卫生部是改革对象!”
考察此次新医改中卫生部主导的几项改革:基本药物制度问题、县级公立医院改革、医药分开改革都面临一些挑战。另一方面,去行政化的思路已越来越成为公众的共识,参与上海卫生“中部制”方案设计的学者表示:唯有小政府,方有大部制。